背景导读

抗日战争时期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壮大。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蒋介石会谈，提出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等具体建议，使这次国共合作在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有了一个全面的可靠的基础。蒋介石当面表示赞同，此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国共关系。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兰州、迪化、武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不久，两个机构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合影

1938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相继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直接传播给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统区的抗日宣传

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历史剧创作

重庆南开中学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时演出合影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验设立政治部，邀请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下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儿童剧团，编写抗日剧本，谱写抗日歌曲，分赴各个战区前线演出劳军。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第三厅大力协助各协会冲破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国民参政会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中山联共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并要求国民党继续改善政治机构，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等。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并正式作出组织国民参政会的决定。但是，它没有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是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参政员的遴选，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之”。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并任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议长。参政员共200名，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国民党有88人，占44.5%；以“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邀请共产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7人为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它毕竟是向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上，共产党参政员分别参加审查提案委员会和宣言起草委员会，并同其他党派和各界参政员一起，积极发表政见和提交提案，在会内会外广泛接触和交流意见，使国民参政会成为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爱国人士政治合作的一种形式，有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出席了会议。7月23日，毛泽东《致国民参政会的贺电》中提出“最切”希望的三句话：

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但是国民党副总裁、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却公开鼓吹对日“和平”。远在南洋的华侨领袖、国民参政员陈嘉庚看到外国通信社有关报道，遂发电询汪精卫：“路透社电传是否事实，和平绝不可能，盼复以慰侨众。”汪复电大意：“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陈嘉庚极为愤慨，从新加坡向国民参政会发来一个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个电报提案一到会场，立即就有20多人联署。

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策的主要区别之一。全国抗战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唤起了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经过中共参政员与参政会的其他中间力量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实行宪政”的决议。随后兴起的宪政运动加强了各民主党派的联系，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迫切愿望。

同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组织起来，成为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共产党积极支持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并于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努力引导宪政运动的积极发展方向。

这场长达一年的运动虽因国民党的压制而未得到应有的民主宪政成果，但使各中间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假民主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且受到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主张的启迪和教育，为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中间党派由分散活动走向联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