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

抗日战争时期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壮大。

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1943年9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案，许诺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2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即日起筹备实施宪政。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军却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一败涂地，8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激起各阶层人士强烈不满，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掀起了第二次宪政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新的政治主张。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的时机已经成熟。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张、左”，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秘书长左舜生）。9月1日，又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并指示：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张、王”，指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王世杰）。

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给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原来以党派团结为基础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吸引更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民盟组织。不久，民盟又发表对时局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呼吁：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9月24日，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500多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学师生纷纷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国民党当局开出的“准备实施宪政”的许诺，没有达到它所热切希望的目的，却暴露了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发表演讲，公开拒绝召开党派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的强烈不满，激起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发展。

对话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全国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45年7月，重庆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1945年7月，毛泽东（右一）和周恩来（左一）等欢迎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右二）等六人

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泽东介绍了中共整风的情况，并诚恳地征求对延安的意见和建议。黄炎培谈了延安考察的感想后，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说：

“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这次谈话，给后人很多启迪。“周期率”或“窑洞对”，都成为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佳话。

国共两党谈判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鉴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国共关系仍要“政治解决”，1943年10月上旬，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至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就两党有关的军事和边区问题等进行了多次谈判，皆因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而终无结果。

美国政府从其战后的战略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并开始与国共双方接触。美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该得到国际的援助。在经蒋介石同意后，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七八月间，分两批派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进行了多次谈话，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

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11月，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并居中调处国共关系。他在重庆与林伯渠、董必武举行了会谈。11月7日，又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其进行了三天会谈。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签字作证。10日，周恩来与赫尔利一起到重庆，蒋介石拒绝接受协定草案，而赫尔利竟背弃诺言公开站在国民党一边。周恩来即返回延安。

12月18日，赫尔利又斡旋于国共两党间，邀请周恩来再到重庆谈判。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虚伪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1月初，赫尔利建议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讨论国是。共产党认为两党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提议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1月24日，周恩来又到达重庆。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的建议采取“概置不理”态度。此时，赫尔利却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主要内容是：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指派一位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周恩来当即拒绝，并指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月26日，周恩来和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召集党派会议协定草案。国民党方面也提出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2月13日，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表示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宣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并坚持要组织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无法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明由于国民党在谈判中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5月，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宣告停止。

毛泽东认为，这次国共谈判虽然没有结果，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针对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严正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来源：荆楚统战、统战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