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

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掌握全国政权、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觉服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五种主要宗教。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继续利用宗教反对新生人民政权，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对此，一方面，党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并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对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邀请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参加新中国建设和三大运动；另一方面，实行积极慎重的工作方针，针对各种宗教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支持、引导基督教、天主教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肃清其影响，使宗教真正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推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实行民主改革，走上正常发展道路，使宗教界逐渐与新社会相适应。

天主教、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内地，长时期控制中国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并被帝国主义用作侵略中国的工具，有的还用作间谍活动的工具。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会有民族自尊心的有识之士做过改变“洋教”面貌的努力，但在旧中国根本无法改变教会人财物的支配权、管理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局面。

新中国的建立，则为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而解放前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外国反华势力继续通过教会进行敌视和反对新中国的破坏活动，激起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信教群众的极大义愤。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下，天主教、基督教界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教徒倡导和推动了天主教、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1950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基督教民主人士组成的华北访问团来到北京，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士谒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于5月2日、6日和13日，先后三次同他们进行了坦诚的长谈。

周恩来对基督教爱国进步人士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自立原则表示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依照“三自”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中国基督教民主人士抓住历史的机遇，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1950年6月，毛泽东和吴耀宗交谈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教人士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连同征求签名信寄发全国基督教负责人士。《宣言》号召全中国基督教徒拥护《共同纲领》，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提出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

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全文，以及40名发起人和第一批1527人签名者名单。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率教徒500多人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提出：“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并肃清亲美、恐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同年12月25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这个宣言。《人民日报》12月12日发表报道，又于1951年1月8日发表社论予以坚决支持。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于1951年1月17日举行茶话会，邀请华北地区的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问题。会上，周恩来阐述了党和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支持广大爱国的天主教徒积极参加天主教的革新运动，并指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此后，中国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政府积极帮助基督教、天主教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

(一)坚决同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敌对势力作斗争，使中国教会的领导权开始转移到爱国的宗教界人士手里。到1954年底，原有的130多个外国“差会”已经结束，基督教内的大批外国传教士已经离境；清除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到1955年基本结束。

(二)接办教会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完全改由中国教徒自办。同时，对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在“自治、自养、自传”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

(三)支持建立全国和地方教会爱国组织。在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过程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爱国积极分子，为建立爱国宗教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1957年7月15日到8月2日，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举皮漱石总主教为主席。

(四)自选自圣主教。据1949年统计，控制中国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有5500人，中国天主教绝大多数教区均由外国人担任主教。外籍传教士离境后，全国143个教区中有120个教区主教空缺，影响正常教务的开展。从1958年开始，中国天主教本着宗教上“当信当行”的原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使中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佛教、道教的宗教制度改革

长期以来，佛教和道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的急风暴雨中，佛教、道教中的种种封建制度和特权被革除，佛教、道教获得了新生。

在经济上，革除寺观地主经济，走上自养道路。土地改革中，征收了寺庙、宫观在农村中的土地分给了租地的农民，废除了高利贷，从而摧毁了佛教和道教的封建剥削制度。城市实行房产改革，寺观原来出租的房屋同其他私人出租房产一样归入地方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获取一定租金。寺观僧尼道众依法保留一部分土地，主要是他们自己组织劳动生产。佛教界发扬“农禅并重”的传统，建立了各种生产劳动组织。

在宗教制度上，废除等级制度，反对上层僧侣对下层僧侣的封建压迫，肃清混乱，改革陋习，建立寺观民主管理制度。与此同时，积极促进佛教、道教界在“爱国爱教”基础上的团结。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圆瑛法师为会长。1957年4月8日至12日，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岳崇岱为会长。

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中国宗教界独立自主自办地开展宗教事业，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一起参加新中国建设。